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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药难降身价待医保松口保驾

时间:2019-03-27 04:1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媒体称他为中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解释,他代购,但从不占一分钱。“如今终于重获自由,但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去帮助病友买效果相同,价格却低廉得多的药物。”

  陆勇一案终于尘埃落定,但事件背后显现出的司法与伦理困境依然值得人深思。中国能否同印度一样仿制效果相同,普通患者能消费得起的药品?一面是绝症患者,一面是受专利保护的进口救命药,天价进口药的困局何解?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印度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其不需要支付专利研发费用、临床试验费用等。业内人士则认为,如果大家都像印度一样生产仿制药也不行,生产此类药品能够救助穷人,但是也会大大挫伤原研药厂商的积极性,不利于其他疾病的治愈。

  陆勇一案终于尘埃落定,他已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处理公司的事情,每天按时吃药,一周三次游泳,每次1000米。反思之前的牢狱之灾,如今陆勇和病友们都通过支付宝的国际汇款功能,继续从印度购买仿制药。

  但同时有骗子冒充他的名义,帮病友代购药骗钱。“每天都接无数的电话,病友特意加我微信,先视频看是不是我”。

  如今再回忆起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日子,陆勇摇了摇头,随后又笑了起来,“终于过去了”。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看守所,每个房间约20平方米,住着21个人,白天学习监规,晚上就睡在通铺上。房间外还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天井,放风、刷牙、晒衣都在这里。

  第一次进看守所,一待就是117天。日子一天天过,陆勇的心情愈发焦虑。“这一百多天我洗了43个冷水澡,感冒了3次,查清楚了,为什么还不放我?尤其是2014年的春节,特别想回家。”沅江市检察院撤诉,解除取保候审,陆勇回家。一次去深圳录节目,飞机落地机场,他特意发了条微信“没有警察在等着我,自由真好”。

  陆勇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会索要国家赔偿。“赔几万块钱,且过程漫长,我不想因此扰乱心情”。3月份,他还有一件“有信心能做成的事情”要做。陆勇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今后将帮助国内丙肝患者前往印度治疗。“这件事的意义不亚于帮白血病患者购药”。

  陆勇介绍,中国约有4000万丙肝患者,目前国内的治疗方法是使用抗干扰素、抗病毒药物。“每年花费巨大,但无法治愈,随着病情的发展,丙肝会演变为肝腹水、肝硬化,最后走向肝癌。”

  目前外国某制药公司已经研制出一种治疗丙肝的药物,一个疗程84天,每天吃一片药,治愈率能达到80%—90%。但这片药的价格非常昂贵,一片1000美金,一个疗程下来约50万人民币。

  据长江商报记者了解,印度已仿制了这种药物,大约在今年6月上市。印度国家层面同外国制药公司谈判,仿制出来后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只在印度国内生产出售。中国患者该如何获得这种药物,陆勇称,以医疗签证的方式在印度待3个月可能行得通。

  “现在每年世界各地去印度求医问药的患者大约为15万人,我们中国的患者也可以考虑这样的途径。”陆勇称,自己前期已与印度方面接触,一些手续和流程也已搞清楚,3月份就要去印度一趟,力求促成此事。

  无论是慢粒白血病,还是丙肝患者,都无法承受天价进口药,为了活下去在印度寻找廉价仿制药。但这种仿制药被列为“假药”,不允许在国内市场销售,患者的寻药之路出现重重阻碍。

  进口专利药在中国的价格为何这么贵,与印度仿制药价格相差百倍?印度能仿制药品,中国是否也可以?为何印度仿制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是违法的?患有重病,但无法消费高昂进口专利药的患者该怎么办?业内人士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我国的法律,没有经过药监局批准,生产、进口的药物被以“假药”论处,所以印度公司在我国销售的抗癌药物,属于“假药”。

  陆勇对此无法理解,“假药”的定义,不是按照其是否有疗效,而是是否经过药监局的审批。印度仿制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进口专利药价格畸高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据长江商报记者了解,中国药品定价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定价(如疫苗),一类是市场调节,还有一类是政府指导价,形式为最高零售价限价,包括统一定价和单独定价,而专利药都属于单独定价。

  国外申请专利的原研药享受单独定价权,这导致其在价格上“岿然不动”。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规定其实在法律上缺乏依据。早在2010年国家发改委就开始制订《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试图取消原研药的“价格特权”。但几年过去了,意见稿还未有定论。此外,中国进口药品都有一个进口关税,加上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也促使价格往上走。

  国家层面同跨国药企进行价格谈判的机制,在中国还未形成,以市场换价格能压低药价,但目前仍是医药公司同医院谈价格。有数据显示,格列卫上市十几年间,销售额度达到167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研发成本。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同样一个厂家生产的受专利保护的药,在中国有很多时候确实要比国外贵,而印度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其不需要支付专利研发费用、临床试验费用等。专利药需要制药公司花费大量科研经费进行研发,世界各大制药厂如瑞士诺华、德国拜尔、美国瑞辉等公司研制一种特效药的投入需数十亿元。印度则直接绕过研发阶段,在专利新药上市3个月内就能制成仿制品,成本大大降低。

  印度政府对这种“侵权”行为不仅不严加制止,反而是“强制许可”,理由是这些药大多是救命药,难道要让穷人因药太贵买不起而等死吗?印度仿制“格列卫”便是这样诞生的。

  据业内人士介绍,各个国家对专利法都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指一些专利在利用的不合理、或由于一些紧急或重要原因需要使用时,国家可以强制把一项专利授权使用。这些行使强制许可制度的条件,各国都有不一样的标准。

  2012年3月12日,印度专利管理局颁布了印度历史上首个强制许可给印度拿特科公司,允许其生产仿制治疗肝癌、肾癌的廉价药品。顶着“侵权”之名,印度药企边“仿制”边发展已近80年,成为全球最主要药物出口国之一,很多发达国家从印度进口药品。

  据长江商报记者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使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为了防止药物专利滥用,及恪守对专利权的保护,我国从未使用过一次“强制许可”。

  庄一强认为,从陆勇案中延伸出来的问题来看,目前有3个问题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第一,我们国家进口药品的价格高的问题该怎么去解决?第二,印度推行药品强行仿制,中国是否也应这样做;第三,我国已经有了大病统筹、大病医保,能否将白血病、尿毒症患者囊括在内。

  目前江苏等少数省份已将瑞士“格列卫”列入医保。“如果这部分省份已将‘格列卫’纳入医保,那么患者的费用还会降低。”陆勇称,但仍有很多患者还面临着买不起药的困境。业内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一种药能否纳入医保,要考虑当地的医保资金能力,也要考虑该病在当地的发病率。进口药一般都很贵,而很多地方在这方面的资金不足。

  “现在每年世界各地去印度求医问药的患者大约为15万人,我们中国的患者也可以考虑这样的途径。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力求促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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